在古代文学中，《孙权劝学》和《伤仲永》都是经典之作，它们分别出自《资治通鉴》与《临川先生文集》，虽然都围绕学习展开叙述，但二者在主题、人物形象以及社会意义等方面却存在诸多差异。

首先，在主题方面，《孙权劝学》主要强调的是学习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文章通过孙权对吕蒙提出的“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期待，展现了学习能够让人焕然一新的道理。而《伤仲永》则侧重于揭示天赋与后天努力之间的关系，以方仲永从神童沦为平庸之人的悲剧命运，警示世人不可忽视后天的学习与修养。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两者也有显著区别。《孙权劝学》中的孙权作为一位贤明君主，其言辞恳切且富有智慧，不仅体现了他对臣子成长的关注，也展示了他作为领导者应有的胸怀与格局；而《伤仲永》里的方仲永则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他的故事提醒人们即使拥有过人天赋，若不加以培养同样难逃平庸的命运。此外，方父的形象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教训——一味地利用孩子的才能谋取私利而不注重教育，最终导致孩子丧失发展的机会。

再者，从社会意义上讲，《孙权劝学》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鼓励人们不断追求进步和完善自我；相比之下，《伤仲永》更多地带有批判意味，它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才培育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孙权劝学》与《伤仲永》虽同属劝学类题材，但在表达方式、侧重点及所传达的价值观上各有千秋。前者侧重激励，后者重在警醒，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学习思考的重要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